文化中國行丨吐魯番：149件出土文物講述絲綢之路往事

吐魯番在古絲綢之路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這里發(fā)生過怎樣的歷史故事?9月27日，“交河一萬里——吐魯番絲路文物文書特展”在武漢大學開展，吐魯番出土的149件(套)珍貴文物再現(xiàn)了發(fā)生在這片土地的歷史故事，以及多種文化在這里交融匯聚的繁華印記。

吐魯番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走進展廳，一幅大型“漢代陸上絲綢之路路線圖”展現(xiàn)了吐魯番在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位置——從長安出發(fā)，經(jīng)河西走廊，過陽關，絲綢之路開始分支，經(jīng)哈密可以到達吐魯番。之后，通向亞洲腹地，并連接西亞、南亞和遙遠的地中海各國。

從張騫鑿空西域以來，吐魯番就承載著絲綢之路上千年的歷史記憶，世界四大文明曾在此地交融、碰撞，這里曾有過繁榮的城市和雄偉的宮殿，記錄著無數(shù)興衰故事。

展柜中，兩件洋海墓地出土的漢代彩陶展示了吐魯番早期先民的審美追求。彩陶上繪制著三角、折線、菱格等精美圖案，這些圖案和吐魯番出土的毛織衣物殘片上的圖案非常類似。洋海人為什么要在陶器上繪制此類圖案呢?經(jīng)研究發(fā)現(xiàn)，原來洋海人發(fā)現(xiàn)毛織衣物不易破碎，就將衣物的圖案畫在陶器上，希望借此賦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延長其使用壽命。

“洋海墓地出土的陶器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反映出中原與西域早期的文明交流。”吐魯番學研究院副院長陳愛峰介紹，洋海墓地中所埋葬的族群，經(jīng)考古研究，屬于車師文化的族群，是吐魯番盆地早期的先民之一，該族群同時有中原、中亞、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說明早在先秦時期，這里就已經(jīng)存在文化交流交融。

秦漢時期，車師人以交河為都城建立了車師王國。自西漢開始，中原王朝開始進入并治理吐魯番地區(qū)，歷經(jīng)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國、唐西州4個階段。九世紀中葉，回鶻遷徙至此，建立西州回鶻王國，先后臣屬于唐、宋、元等中央王朝。歷史的長河奔流不息，吐魯番每一處遺跡都見證著朝代更迭與風云變幻，見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fā)展。

文書文物再現(xiàn)絲路往事

唐代的“任命書”長啥樣?國家一級文物《郭氈丑告身》向現(xiàn)場觀眾展示了唐代“任命書”的模樣。這件文書于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其上存墨書35行，內(nèi)容是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官方頒布勛告郭氈丑戰(zhàn)功的抄本，記錄了主人公在沙譯陣、纈嶺陣、東熊陸嶺陣3場戰(zhàn)役中的功勛。在唐代，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勛的憑證，相當于現(xiàn)在的任命書。“這件告身揭示了七世紀中葉的西域形勢，是研究與復原同類型告身文書的重要史料。”陳愛峰說。

盛唐時期，文人出塞成為一種現(xiàn)象。展廳中一件《長行坊支貯馬料文卷》就留下了詩人岑參在邊塞的足跡。文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506號墓，記載了公元754年至755年，每天往來于西州(今吐魯番)、庭州(今吉木薩爾)二州驛站和長行坊之間的馬匹以及草料的消耗情況。文卷中提到的“岑判官”，經(jīng)研究分析就是岑參本人，而其中文書殘片當為岑參的馬料賬單。

唐代的小學生“家庭作業(yè)”是什么內(nèi)容?一件名為卜天壽《論語·鄭玄注》抄本向現(xiàn)場觀眾展示了唐代小學生的日常。

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文書，總長5.38米，寬0.27米，抄寫人是一個年僅12歲的孩子，名叫卜天壽。可以看出，文中雖有一些錯字，但字體很工整。有意思的是，卜天壽抄寫完《論語·鄭玄注》后，還在卷末附了一首打油詩，催促讓先生早點放學，“寫書今日了，先生莫醎(嫌)池(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

卜天壽為什么抄寫《論語》寫本?是誰讓一個12歲的孩子抄寫這么多儒家經(jīng)典?陳愛峰說，經(jīng)研究發(fā)現(xiàn)，唐代西州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中原是一樣的，除了政府主辦的官學之外，由寺院資助的私學也在吐魯番興辦起來，卜天壽所上的就是一所私塾。這所私塾設在一個叫開覺寺的寺院里，是由寺院資助附近的孩子免費就讀。

根據(jù)大量的吐魯番文書可以看出，當時，吐魯番的寺院經(jīng)濟發(fā)達，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葡萄園，并靠出租葡萄園獲取經(jīng)濟收益。于是，一些寺院就出資開辦私塾，也叫“義學”，就是當時義務開辦的學校。

從冷門絕學到國際顯學

吐魯番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鎮(zhèn)，又是一個降雨量極少的綠洲盆地，東西方文化在此交匯，留下了豐富的文書文物遺存。

吐魯番學是對這些豐富文化遺產(chǎn)進行研究的交叉學科，上百年來，吸引了世界各國古文獻學、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等學者不斷探索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備受關注，堪稱“國際顯學”。

19世紀末，由于西方探險者的盜掠，吐魯番的珍貴文書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大博物館和科研機構(gòu)中。

1928年，黃文弼隨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領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到吐魯番考古發(fā)掘，出版《吐魯番考古記》，開啟了中國整理研究吐魯番出土文物文書的先河。從1959年開始，我國考古工作者開始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古墓群進行有計劃的科學考察和考古發(fā)掘，出土了內(nèi)容極為豐富的文物文書。其中的203座墓葬出土了十六國、高昌王國和唐代的紙質(zhì)文書近萬片，成為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fā)現(xiàn)之一。

1975年，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成立，由武漢大學教授唐長孺負責，對上萬件文書殘片進行拆揭、綴合、錄文、標點、斷代、定名，匯編成《吐魯番出土文書》。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建立了紙質(zhì)文書修復保護基地，加大對吐魯番出土文物文書的修復與保護力度。

如今，在一批國內(nèi)外知名學者的相繼努力下，《吐魯番出土文書》《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等學術著述相繼問世，吐魯番學逐漸成長為與敦煌學并駕齊驅(qū)的國際顯學。

“此次特展展出的149件(套)文物文書，是迄今為止吐魯番出土文物文書最為全面、最高規(guī)格、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吐魯番市文物局黨組書記、副局長張勇說，“吐魯番文書對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具有重要意義。它記錄古代多維度史實，見證了古代西域與中原的密切聯(lián)系，充分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天山網(wǎng)-新疆日報記者 趙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