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湖北武昌，東湖客舍。毛澤東提出一個疑問："黃梅戲怎么到安徽去了？"
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回答："是大水沖去的。黃梅縣地處在長江、龍感湖之間，每次水災，會唱黃梅戲的水鄉(xiāng)人家，就流落到附近的安慶一帶去賣唱。"
以上對話，當時的新聞報道并未言及。三十年后，梅白撰文《毛澤東看黃梅戲》，發(fā)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1月26日第7版。再后來，政協(xié)湖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和政協(xié)黃梅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湖北文史資料》一九九六年第二輯（總第四十九輯）《黃梅戲史料專輯》，又將此文作為特稿收錄為該專輯的第一篇。
梅白的答詞很肯定�？墒�，數(shù)月后，毛澤東把這個問題又重問了一次。
1958年9月，安徽合肥，稻香樓。毛澤東問曾希圣："湖北有個黃梅縣，為什么黃梅戲出在安徽？"這回不是說"到安徽去了"，而是說"出在安徽"——莫非老人家對"大水沖去"的說法有所存疑？
時任安徽省文化局局長的楊杰回答："黃梅縣與安徽宿松縣交界，舊社會可能黃梅縣災民逃荒到安徽，他們既唱黃梅調，又吸收了安慶地方民歌，形成了現(xiàn)在的風格，成為黃梅調。"毛澤東又問："嚴鳳英祖籍是湖北人嗎？"楊杰回答："她是安慶桐城人。"接著，主席高度評價嚴鳳英和地方戲曲，說："我喜歡家鄉(xiāng)湖南花鼓戲。黃梅戲更好聽。嚴鳳英是個出色的演員，她演的七仙女成了全國人人皆知的故事。"
這段對話，當時的新聞報道也未言及，也是后來由楊杰撰文《嚴鳳英與黃梅戲》，發(fā)表在《黃梅戲藝術》1997年第1期。
楊杰的回答較謹慎，加了"可能"二字，但這個"可能"也非空穴來風——它來自一種流傳很廣的道路傳聞，而這傳聞說得言之鑿鑿：確切到時間——清乾隆五十年左右；確切到人物——黃梅縣的災民；確切到地點路線——從湖北的黃梅到安徽的宿松、望江、太湖；確切到演唱形式——敲著"道情筒"，打著"連湘"和"金錢板"； 確切到歌唱的曲調——"采茶調"。雖然1954年距乾隆五十年（1785）有169年了，但傳言者說得就如親見親歷一般，以致許多讀書人乃至一些領導干部都采信了。（參閱《采茶的足跡》一文所引，見《黃梅戲藝術》2018年第1期第15頁。）
看來，"大水沖來黃梅戲"的判斷，已經成了那個時期帶有共識性的結論。
正是這么言之鑿鑿的確切而周全，引發(fā)了我的探索興致——因為他們都只是作出判斷和陳述，而沒有提出陳述的依據(jù)和判斷的證據(jù)，還需要進一步考究。如果能找到一些材料，來證明這個判斷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豈不就是一道很好的研究課題？
然而，剛開始研究，還沒來得及搜尋材料，就發(fā)現(xiàn)了問題。
首先是對演唱形式產生了質疑——"道情"又叫"漁鼓"，是一種說唱故事的曲藝，所使用的配合節(jié)奏的樂器叫做"道筒"或"道仙筒"或稱"漁鼓"，還有"簡板"。"金錢板"也是一種曲藝，使用的擊樂器也就是"金錢板"。"連湘"則是一種民間歌舞的道具。"道筒"、"連湘"和"金錢板"都是特定節(jié)目的特定樂器或道具，與"采茶調"無關。"采茶調"，無論是茶農單人清唱、多人散唱，還是乞討者演唱，都是既不敲"道筒"，也不打"連湘"和"金錢板"。即便是燈會上群體性載歌載舞的"采茶燈"，其道具乃是十二"采茶女"各執(zhí)特制的"茶籃燈"，兩名隊首擎著綴滿彩花的彩燈或特制的"茶樹"；所用的伴奏樂器則是鑼鼓，有條件時或加笛子、胡琴，是需要另派樂隊人員的。任何一個"采茶燈"班都斷不會用"道筒"、"連湘"和"金錢板"來伴奏，清唱和散唱更不會使用。所謂"乞討時敲著'道情筒'，打著'連湘'和'金錢板'來演出家鄉(xiāng)流行的'采茶調'" ，不符合民間藝術表演的實情。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乞討時有的唱道情，有的打連湘，唱金錢板，唱采茶調。當然，實際上乞討者的表演還不止這些，還有蓮花落、打花鼓、唱鳳陽歌等等。
經過一番考查之后，又產生了更大的質疑："大水沖來黃梅戲"的說法，與這一帶的地理形勢和逃水荒的自然規(guī)律很不相符，與當?shù)氐臍v史記錄也不相合。
先看看地理形勢。
從黃梅縣到安慶地區(qū)，不論走水路還是陸路，宿松縣都是必經的第一站。
黃梅與宿松是山水相連的緊鄰，同處長江北岸，大別山西南麓。兩縣城間距離僅20公里。地勢也很相近：北部屬大別山區(qū)，中部多丘陵和田畈，南部臨江是沖積性洲地平原。具體比較一下——
黃梅縣總面積1640平方公里；宿松縣總面積為2393.53平方公里，比黃梅縣大。
黃梅縣耕地面積79.6萬畝；宿松縣耕地面積為65.95萬畝，比黃梅縣少。
黃梅縣境內長江流長41公里；宿松縣境內長江流長63公里，比黃梅長22公里。
黃梅縣水域面積21萬畝；宿松縣水域面積為125萬畝，比黃梅多104萬畝。
附：黃梅縣1982年人口76.8萬；宿松縣1982年人口為64.7853萬。
黃梅縣境內的主要湖泊：龍湖（或稱感湖、龍感湖，與安徽宿松縣共有），太白湖（與本省廣濟縣共有），源湖（縣轄）；宿松縣境內的主要湖泊：龍感湖（分龍湖、感湖；含小賽等子湖；其中龍湖與湖北黃梅縣共有），大官湖（含大賽湖等子湖），黃湖，泊湖（即古雷池，跨本縣與太湖、望江三縣）。【1】
將兩縣的地圖并列著比較，就看得更清楚：
宿松縣的幾個湖泊都相連通，把全縣陸地截然分割為南北兩片，南部江湖之間是沖積性洲地，湖泊北岸以上是田畈、丘陵和山巒。當?shù)厝税堰@兩大片分別稱為"洲上"和"后山"。而黃梅縣境內陸地完全連片暢通，最大的湖泊便是東南與宿松共有的龍湖即龍感湖，與宿松縣內的湖面不可比擬；西邊的太白湖與廣濟縣共有，面積更��；縣轄的源湖又比太白湖還要小。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以長江論，黃梅位居上游，宿松處于下游。以湖泊等水域論，宿松境內的水域面積是黃梅的數(shù)倍。按常理，無論是山洪暴發(fā)，湖水暴漲，還是長江潰堤，宿松縣受災不至于殃及黃梅，而黃梅縣受災則往往會殃及宿松。兩地都受災則宿松偏重。黃梅人逃水荒，應該是向高處走，逃到無災或輕災區(qū)，而不至于反而往下游，逃到災情更重的宿松縣去。
這樣看來，毛澤東對"大水沖去"的說法存疑，是有道理的，因為他不但是位革命家、政治家、哲學家、詩人和文藝理論家，還是軍事家、戰(zhàn)略家，對中國地理是了如指掌。當年布局渡江戰(zhàn)役，他對長江中下游的地勢水情，就早已爛熟于心了。惟其如此，聽了楊杰的回答后，他還緊問一句"嚴鳳英祖籍是湖北人嗎？"在聽了梅白的回答后，他又告誡："你們黃梅人還是演自己的土戲好。"
再從歷史記錄看。
《黃梅采茶戲志》說："從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黃梅縣發(fā)生特大自然災害一百零三次，其中大水災有六十五次，平均六年有一次大的災害，水災連年不斷。清乾隆、道光時期又最為突出。""頻繁的災害，特別是年復一年的水災，迫使青年男女紛紛學唱采茶戲，以適應災年逃荒求生存的需要"�！�2】
從明洪武十年（1377）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共有572年，時間太長，記錄太多，恐怕讀者嫌繁瑣。那么，我們就來查閱一下災情"最為突出"的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間，黃梅、宿松兩縣的災情記錄：
以上歷史記錄表明：從乾隆十九年（1754）到道光三十年（1850），這97年間，黃梅縣受災28次，宿松縣受災36次，其中——
水災：黃梅縣19次，宿松縣20次；
旱災：黃梅縣4次，宿松縣8次；
蝗蟲：黃梅縣3次，宿松縣5次；
其他：黃梅縣不知什么災而鬧饑荒1次，發(fā)生冰凍1次 ；宿松縣受風災2次，地震1次。
兩縣的記錄，詳略與程度或有不同，那與撰稿者行文措詞有關；而災情數(shù)據(jù)不至于有錯漏。相比之下，還是宿松縣遭受災害更加多一些，頻繁一些，也嚴重一些。
從這些"祥異"記錄中，我們注意到，黃梅縣逢"大有年"3次，"平原有年"1次，"秋有年"2次，"麥大熟"1次，"天雨豆麥谷米"1次。而宿松縣則無此類"祥"記錄。"大有年"即大豐收之年；"平原有年"即平原地區(qū)豐收；"秋有年"是秋季豐收；"麥大熟"是夏季豐收。"天雨豆麥谷米"則是一種特別的奇異事件，不亞于"天上掉餡餅"——大概是"龍卷風"，把外地某個稻場上晾曬的糧食卷起來，恰巧落在黃梅縣境內了。
中國是農業(yè)國，官方、民間對農產的豐歉都相當看重，但作為縣志"祥異"，正常年景是不作記錄的，只有特別的豐收年和災歉年才載入史冊。黃梅縣記錄了7次豐收，1次奇異，足以說明黃梅縣的年成，總體上比宿松縣好。
我們還注意到，兩縣縣志記錄米價所用計量單位的區(qū)別：黃梅縣用"石米"，宿松縣用"斗米"。我們知道：正常情況下，官府征收"皇糧"，地主收租和大戶倉儲，糧商貿易轉運，這些都是大批量進行，所以計量單位就大，用"石米"；普通市民、手藝人、小商販等平民百姓之間的糧食交易，則是少量而零星的，所以計量單位就小，用"斗米"。兩縣縣志撰稿者措詞用語習慣的不同，也可以看得出，黃梅人顯得比宿松人要大氣些，底氣足一些。這又從側面印證：黃梅縣的財政實力強一些，宿松縣的財政實力弱一些。
據(jù)此，如果反過來說，宿松的災民逃荒到黃梅（于是把"采茶調"作為乞討手段也帶了過去），則既有史志記錄依據(jù)，又有黃梅人的詩句可作旁證——黃梅人喻文鏊的《流民嘆》詩，這樣描述：
攜妻挈子一路哭，狗聲狺狺雞升屋。
千村萬落遮道來，去者未已來者續(xù)。
夜則露棲日乞糧，成群數(shù)百逃災荒。
自六月尾至九月，結隊漸多漸分張。
問渠來自何處所？廬、鳳一帶連淮、楚。
前者被旱已二年，今春徂夏又不雨，
二麥干枯荒特奇，大田插蒔況無時。
青草不生水源竭，渴不得飲安問饑？
出門行行幾百里，中途賣女繼賣子，
早知兒女生訣離，何如相抱故鄉(xiāng)死。
黃梅縣尉一何賢，日日來散流民錢。
汝曹得錢一飽罷，慎勿作橫遭官罵�！�3】
詩中說外地流民成群結隊逃到黃梅，黃梅縣的官員每天都給流民發(fā)錢，不僅說明黃梅的官員慈善惜民，也證明那時黃梅縣具有這樣的經濟實力，至少當年沒有受災。詩中又說那些流民是因為旱災鬧饑荒而逃到黃梅縣，可見不是被"大水沖去"的。詩中還明確地說災民來自"廬、鳳一帶連淮、楚"："廬"指古廬江郡(府)，就包括宿松、望江、太湖、潛山等縣及安慶；"鳳"就是安徽鳳陽；"楚"的范圍很廣，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大片區(qū)域；而"淮"，就是指淮河流域，淮河源出河南，流經安徽、江蘇，不涉及湖北。
此詩作者喻文鏊，字冶存，人稱石農先生，乾隆年間恩貢，應該是當年黃梅縣賑濟外來災民的見證人。
再來看看乾隆五十年兩縣的災情：黃梅縣是"夏大旱"（三個月），宿松縣是"夏、秋大旱"（六個月），時間長得多；黃梅縣是"人多流亡，道饉相望"（饑餓的人互相干瞪眼），宿松縣是"餓殍相藉，民多遠徙"（餓死的人尸體壘疊），后果又慘烈得多。
那么，黃梅的災民是不是也有可能快速越過宿松，逃到更東邊的太湖縣去乞討？然而，也有歷史記錄證明，那還是不可能的——
民國五年版《懷寧縣志》卷四《官署》第十九-二十頁"萬壽宮"條，記康熙"二十四年，巡撫薛柱斗于大門內建御碑亭，后屢有增葺"。積至清末，共聚御碑十三座。
其中第十二碑刻記乾隆五十一年太湖縣災民挖蕨為食的事：
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奏，上諭："據(jù)書麟奏，太湖縣唐家山地方鄉(xiāng)民掘挖蕨根，見土內雜有黑米，磨粉攙和好米煮食頗可充饑，民人聞風踵至刨挖等語。此項挖出黑米，或系從前窖藏之物，但唐家山并無人民居住。或竟系天地生出，以濟饑民口食，亦未可定。該處既有此自然之利，為數(shù)較多，恐遠近居民聞風刨挖，以致攘奪紛爭，亦所不免�，F(xiàn)在雖有該縣往彼彈壓，勿令滋生事端，并查明該處民人刨挖時有無爭辯滋事之處，據(jù)實覆奏。欽此。"又，于奏報兩水摺內同日奉到朱批："覽奏，俱悉汝所奏窖米事，成詩一章，汝與屬吏皆應知此意，實心愛民。欽此。"
第十三碑則刻著乾隆皇帝專為此事而作的御制詩：
草根與樹皮，窮民御災計。敢信賑恤周，遂乃無其事。茲接安撫奏，災黎荷天賜。穵蕨聊糊口，得米出不意。磨米攙以粟，煮食充饑致。得千馀石多，聞非村居地�？h令分給民，不無少接濟。并呈其米樣，煮食親嘗試。嗟我民食滋，我食先墮淚。乾坤德好生，既感既滋愧。感愧之不勝，遑忍稱為瑞。郵寄諸皇子，令皆知此味。孫曾元共識，愛民悉余志。
第十二碑記：地方官上奏時間是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初八。那么，太湖縣唐家山饑民挖蕨為食的事件，就應該發(fā)生在這之前——饑民把家里的存糧吃完，再向富戶借糧，直到借貸無門，不得已而挖蕨為食。此事件形成規(guī)模，造成影響，然后才被官府發(fā)現(xiàn)并重視起來，以致上報到朝廷——那就應該是上年即乾隆五十年的事了。
第十三碑御詩中"敢信賑恤周，遂乃無其事"二句，顯然是批評省、府、縣地方官沒有做好賑濟災民的工作，以致老百姓要靠草根樹皮充饑，"穵蕨聊糊口"。
這兩座碑，更加證實："乾隆五十年左右"，安慶地區(qū)不僅與黃梅接壤的宿松縣災情比黃梅縣嚴重得多，鄰近的太湖縣也同樣在鬧饑荒。
所謂"乾隆五十年左右"黃梅的災民"逃到安徽的宿松、望江、太湖來了"的說法，完全違背了歷史真實。
真是"三人成虎"，一則道路傳聞居然傳了那么久，那么廣，還被那么多人采信了。其實，"大水沖來黃梅戲"原來是無稽之談。
民間文化交流的渠道多得很，也非常暢通，實在不必借"逃水荒"的機會。否定"大水沖來黃梅戲"，也并非否定黃梅人、湖北人對黃梅戲的貢獻。實際上還不止他們，江西人、本省的池州及相鄰地區(qū)的許多民間藝術家，都對黃梅戲作出過貢獻。
那么，黃梅戲究竟從何而來？采茶歌是否為黃梅縣原創(chuàng)而傳到宿松、望江、太湖以至全安慶地區(qū)？由"采茶歌"或曰"采茶調"發(fā)展而成的采茶戲，又是從何而來，是怎樣從歌曲變成戲曲的？
請讀《采茶的足跡》——載《黃梅戲藝術》2018年第1期。
【1】 以上介紹，黃梅縣部分，據(jù)《黃梅采茶戲志》（黃梅縣文化局編，主編桂遇秋）第4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宿松縣部分，據(jù)《宿松縣志》（宿松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總編吳伯貴）第7、8、57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2】 《黃梅采茶戲志》（黃梅縣文化局編，主編桂遇秋）第4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3】 光緒版《黃梅縣志》卷三十六《藝文志•七古》，同書卷二十五《人物志•文苑》喻文鏊小傳，見臺北市湖北黃梅縣同鄉(xiāng)會據(jù)"光緒二年二月開雕"的《黃梅縣志》原本，制作為四拼一影印本，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印行。下圖即此書封面和首頁。
附錄： 黃梅、宿松兩縣"沿革"、"山川-水"、"風俗"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