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胡適在《新青年》發(fā)表了《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提倡新式標點符號，在學術界引發(fā)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后來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之所以引起爆炸性的重視，與他的這篇文章引起大家關注所做的鋪墊有關�？梢哉f，胡適提倡新式標點符號的這篇文章是他暴得大名的先聲。
“必以符號句讀”
胡適應是我國現(xiàn)代標點符號系統(tǒng)使用推廣及規(guī)范化建設的首倡者與實踐者。早在留美期間，胡適就開始注意標點符號的規(guī)范化建設與使用問題了。1914年7月29日，胡適在札記中說，“我所作日記札記，向無體例，擬自今以后，凡吾作文所用句讀符號，須有一定體例”，并列出了一些釋例。
1915年七八月份，胡適用了三晝夜為《科學》雜志寫了一篇約10000字的《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在8月2日的札記中，胡適記道：“吾之有意于句讀及符號之學也久矣，此文乃數(shù)年來關于此問題之思想結晶而成者，初非一時之興到之作也”，并表示自己“后此文中當用此制”。胡適于札記中摘出了此文綱要。此文分三大部分：文字符號概論、句讀論和文字之符號。胡適分適用橫排與豎排兩種，擬出了“住”“豆”“分”“冒”“問”“詫”“括”“引”“不盡”“線”10種符號�；旧隙际俏覀儸F(xiàn)在使用的。
胡適寫出此文后，立即寄給了好友許怡蓀，同時在信中開始使用自己主張的標點符號。他怕許誤會，在1916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個說明：“近頗以為‘句讀’為文字之必要，吾國人士作文不用句讀，今之報章知用圈讀，而制度不完，有圈無點，讀皆成句，其弊甚大。夫無句讀符號，則文字不易普及：(一)詞旨不能必達，(二)又無以見文法之結構關系，(三)故發(fā)愿提倡采用文字符號十余種……半年以來，無論作文，作札記，或作書，長至萬言，短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號句讀。”從這個說明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決心推廣與實踐新式標點的意志的堅定。
胡適此文發(fā)表在1916年《科學》(二卷一號)上。就是此文，引起了大家對他的注意。
“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
看看錢玄同日記的記載。1917年1月3日，當他拿到黃侃先生的《文心雕龍章句篇札記》，“余從尹默處借觀，覺其無甚精彩，且立說過于陳舊，不但《馬氏文通》分句、讀、頓為三之說，彼不謂然，即自來句讀之說亦所不取‘，’黃君之說，與胡適之之《論文字句讀及符號》直不可同年而語。”
胡適的文章雖然發(fā)表已經(jīng)一年，但由此看來，已在錢玄同心中扎下了根，并取得了他的高度贊同。他又把此文推薦給了沈尹默先生。“1月7日，至尹默處。攜胡適之《論文字句讀及符號》一文(見《科學》第二卷第一期)往，因客冬尹默與幼漁(注：指馬幼漁)及我，選有關于中國古今學術升降之文百余篇，擬由學校出資排印。尹默意欲用西文點句之法，及加施種種符號，將以胡文所論供參考，此意我極謂然。”
從語氣看，此時沈尹默可能還沒看過胡適的文章，但可能聽說了，所以錢玄同帶來給他看。1月21日，錢玄同又來沈尹默處，討論該書的排印問題，“尹默閱胡適之《論文字句讀及符號》篇，極以為然。去冬以來，吾等本選定關于本國學術升降之文百余篇，擬由學校出資排印，授學生讀。尹默擬將此篇句讀符號改用新式，以便觀覽。今已點就《列子·楊朱篇》一篇。”沈尹默讀過后，不僅認同，而且拋棄了前面的“以供參考”，準備立即采用付諸實施。
正是由于此篇打底，所以當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的前奏、給朱經(jīng)農(nóng)的談新文學八事的信于191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2號刊登后，也引起了錢玄同他們的關注。錢玄同開始給予胡適高度評價，1917年1月1日，錢玄同對沈尹默說：“余謂文學之文，當世哲人如陳仲甫、胡適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論，二君邃于歐西文學，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
沈尹默、陳獨秀、錢玄同，他們對胡適關于標點符號提倡的態(tài)度應該最具代表性。這種情形自然也為胡適隨后很快提出文學改良具體主張的大受贊譽形成了水到渠成的鋪墊。
現(xiàn)代標點符號體系誕生
胡適1917年上半年歸國后，繼續(xù)在報章撰文《論無文字符號之害》，推動《新青年》從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號起，改用白話文，采用新式標點符號;1919年4月，又和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半農(nóng)、錢玄同等5位學者共同起草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提請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議決通過。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fā)布第53號訓令，批準了這一議案。這個議案是中國第一套由政府下令頒行的標點符號方案，它確立了新式標點符號的法定地位，標志著現(xiàn)代標點符號體系的正式誕生，在我國語言文字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有人說：“為了建立這套標點符號體系，多位學者付出了心血，而首功應當歸功于胡適。”(《胡適研究論叢》第242頁)同時，胡適又推動汪孟鄒的亞東圖書館組織出版新式標點的中國古代經(jīng)典白話小說，建立與普及全社會對標點符號的認知與遵循。
如果說胡適后來提倡白話文為古文派所恨，那此時他所提倡的標點符號也為古文派所憎。在他們眼中，在中國那么優(yōu)秀的古文中突然插入那么多蝌蚪似的符號，是對中國優(yōu)秀文字的大不敬。
魯迅就曾在文章中寫過當時古文派的這種憎恨，“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皮寢肉’。”(《憶劉半農(nóng)君》)上引錢玄同說黃侃的日記，也可以看出，黃侃這位古文派大師級人物在標點符號方面的保守。
張中行后來回憶北大讀書歲月，曾說及林損在此事上頑固的一則趣事。“他自視甚高，喜歡發(fā)怪論，還好罵人。先說罵人，因為是親見。他上課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臉紅紅的。單說有一次，是唐詩課吧，又是臉紅紅的，走上講臺之后，忽然想到白話和新式標點，氣不從一處來，說提倡這個，就是因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著白話，用不著斷句。越說火氣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標點，說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個杠子，‘這成什么話!’再往下看，有胡適，左邊也有一個杠子，‘我的氣才消一些。’聽到此，學生都大笑。林先生好像很得意，就這樣，一堂課已經(jīng)過去一半。”(《流年碎影》第141頁)
張中行還在其他處回憶中說，林損不止一次這樣批評。張中行上北大已經(jīng)是20世紀30年代了，此時，古文派仍然對新式標點耿耿于懷，足見提倡新式標點在當時的古文派心中形成的“震撼”。
胡適提倡標點符號，恰恰為他提倡白話文、提倡國語文學做了鋪墊。新式標點的使用也為白話文的廣泛運用與普及插上了翅膀，使得白話文終于以現(xiàn)代、更加精準表意的面貌開始了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天空自由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