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少賓散文新作《大地上的燈盞》由黃山書社出版發(fā)行。該書著力刻畫了二十種盛行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民間手藝及其從業(yè)人員，木匠、篾匠、鐵匠、瓦匠、裁縫、貨郎、剃頭師傅、算命先生、鼓書藝人……形象再現(xiàn)了逝去的鄉(xiāng)村生活以及民間藝人的命運遭際。全書裝幀精致，插頁精美，既是一部為民間藝人塑像的非虛構(gòu)力作，也是一部志在為鄉(xiāng)土中國立檔的南方鄉(xiāng)村風俗長卷。
江少賓，上世紀七十年代生人，供職安徽廣播電視臺，業(yè)余寫散文，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老舍散文獎、冰心散文獎、西部文學獎等，被評論界譽為“葆有底層立場、生命意識和悲憫情懷”，“對時代變革中的世道人心有著深入而細微的觀察和理解”。從《打開的疼痛》(作家出版社，“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8年卷)到《回不去的故鄉(xiāng)》(廣西師大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再到新作《大地上的燈盞》，江少賓一直在寫他的家鄉(xiāng)——安徽省樅陽縣一個叫“牌樓”的小村莊，他筆下的牌樓如綿綿細雨，溫潤而傷感，正如著名作家劉亮程先生所說的那樣，“在江少賓的散文中，我讀到他對家鄉(xiāng)事物的綿長耐心。那個終將老去的家鄉(xiāng)，在他的文字里慢下來，也活下來。”
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安慶師范大學教授江飛評價說：“莊重虔誠地匍匐在鄉(xiāng)村大地上，與鄉(xiāng)人村民聲氣相通、情意相連，是江少賓始終堅持的寫作姿態(tài)。在這本書里，他試圖通過小說化的敘事，為我們刻錄已經(jīng)或即將被生活和歷史湮沒的民間技藝與民間記憶，讓那些最卑微的民間藝人的生命重放光彩。不隱惡、不虛美、不煽情，這樣的散文書寫，寫下的既是個體的經(jīng)驗，更是時代的鏡像，顯示出真實深廣的社會歷史蘊涵和沉著悲慨的審美風格。”《大地上的燈盞》出版之際，本報記者對江少賓進行了專訪。
記者：以家鄉(xiāng)的人、事為題材，你接連出版了兩部散文集《回不去的故鄉(xiāng)》和《大地上的燈盞》，這兩部作品有哪些共同點和不同點?
江少賓：《回不去的故鄉(xiāng)》寫的是牌樓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面貌，直面一座村莊的苦難、疼痛和衰亡，屬于“正面強攻”;而《大地上的燈盞》相當于“迂回包抄”，比較具體地寫了二十位民間藝人，通過他們的命運遭際，追憶即將消逝的農(nóng)耕文明。這兩本書都是寫人的，和村莊的命運相比，我更關注人的命運。文學作品不一定要直接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但作家應該把自己對當下現(xiàn)實的思考，藝術(shù)化地滲透在作品中間——這是我一直追求的寫作境界。
記者：作為書名，“燈盞”這個意象有什么具體的含義嗎?
江少賓：這個書名其實已經(jīng)有人用過了，后來我和張月陽老師商量，最終還是決定用，不怕重復，咱得有這個自信。“燈盞”這個意象具有民間性，有過鄉(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的人都知道燈盞。為什么有那么多人懷念舊時的鄉(xiāng)村?在我看來，不是因為“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而是因為“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這種和諧之美，手藝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可或缺。手藝人見多識廣，受人尊重，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高考落榜的農(nóng)家子弟，學一門手藝依舊是最好的出路之一。舊時的鄉(xiāng)村就是手藝人的鄉(xiāng)村，凳子、椅子、草帽、籮筐、鐮刀、鋤頭、刀、床……這些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器物，都是手藝人純手工完成的。如今，純手工的器物已經(jīng)很少了，機械化之后的器物再無人的體溫。沒有手藝人的鄉(xiāng)村，逐漸成為一潭死水，鄉(xiāng)村沉寂，是從手藝人逐步退場開始的�！洞蟮厣系臒舯K》就是這樣一部向民間藝人致敬的作品。
記者：這本書中的不少人都有名有姓，比如剃頭師傅、木匠、瓦匠、鐵匠，都是真人真事嗎?
江少賓：這本書寫到的民間藝人，都是我小時候見過的，有些人還健在。都是化名，也有些移花接木的情節(jié)，畢竟得為長者諱，也怕有人對號入座，引起不必要的誤會�，F(xiàn)在自媒體太發(fā)達了，我有一篇舊文在家鄉(xiāng)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流傳，有人說我侵犯了她的姓名權(quán)和名譽權(quán)，要我登報道歉……吃一塹長一智。不少師友提到我“小說化的敘事”，“小說化的敘事”不等于小說，只是借鑒了小說的敘事策略。這涉及到散文寫作的邊界問題。散文最大的文體屬性就是真實，情感的真實和藝術(shù)的真實，“我”可以是我，但也不妨是他人。修辭立其誠。
記者：鄉(xiāng)愁是文學永恒的母題，關于鄉(xiāng)村的文學作品也非常多。你如何評價自己寫牌樓的散文?
江少賓：對于我個人來說，寫作已經(jīng)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寫牌樓一方面是因為我特別想寫，這種紙上還鄉(xiāng)的方式能讓我獲得一種情感上的慰藉——沒有父母的老屋，炊煙不再升起，我已經(jīng)是牌樓的客人了;另外一方面是牌樓能給我靈感，從牌樓出發(fā)，我能抵達肉身抵達不了的地方。我寫牌樓的散文主要集中在《回不去的故鄉(xiāng)》和《大地上的燈盞》這兩本書里，還有幾萬字沒有發(fā)表，暫時也很難出版。
牌樓的散文里有我的呼吸和心跳，其他方面我就不說了，我說了也不算。
記者：你不止一次提到牌樓已經(jīng)變了，具體都有哪些變化?你覺得一個作家，應該如何面對這種變化?
江少賓：這些年牌樓一直在變，最大的變化就是“空心”，常住人口從一百三十多個驟減到十幾個，年輕人沒有了，學齡兒童沒有了，剩下的就是所謂的“空巢老人”，由此也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比如治安問題、養(yǎng)老問題，等等。另一個變化是房子越蓋越好了，都是樓房，接上了自來水，用上了熱水器、電飯煲、洗衣機，物質(zhì)生活和城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前些年土地基本上都處在拋荒狀態(tài)，后來集體流轉(zhuǎn)給了種糧大戶，于是田里又能看到早稻、小麥、棉花。這些變化可能全國各地都在發(fā)生，區(qū)別不會太大，但每一座村莊又都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每一座村莊都生活著不同的人，我相信每個人身上都有值得寫的故事，他們是鄉(xiāng)土中國的鮮活標本。
很多人面對這種變化都有一種無力感，包括我自己，故鄉(xiāng)安不下肉身，異鄉(xiāng)放不下靈魂。作為一個作家，我覺得還是應該從良知出發(fā)，書寫那些真正觸動自己的人和事，表達當下社會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能對這個時代有一些思考和擔當，而不是置身時代之外，一味地浸淫在“小我”的世界里，滿足于販賣一些無關痛癢的二手經(jīng)驗。文學是有力量的，至少會對自己有影響，倘若能影響更多的人，當然更好。
記者：接下來是不是還要寫牌樓?有什么具體的計劃嗎?
江少賓：散文是很難高產(chǎn)的，消耗極大，像我這種依賴“一手經(jīng)驗”的人，只能在牌樓這塊郵票大小的地方埋頭深挖，那是我的精神原鄉(xiāng)。在我，生活是第一位的，寫作只是很業(yè)余的愛好，我從不制定具體的寫作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