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是著名美學家。他與沈從文卻因文學結緣。沈從文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時，經(jīng)常向朱光潛約稿。后來朱光潛主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志》，沈從文是8位編委之一，主要負責審閱小說稿件。朱光潛在家中舉辦讀詩沙龍，也常邀請沈從文參加。
1937年8月12日清晨，沈從文與朱光潛、楊振聲等人喬裝改扮，登上開往天津的列車，開始了他們的逃難歲月。原本兩三個小時的車程，走了18個小時，到天津站已是半夜。馬路兩旁站著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刺刀槍平舉，一觸即發(fā)。沈從文一行人的命，就懸在槍口刀鋒之下。面對搜查，沈從文主動將一個小皮包遞過去，里面是他預備下以后漂泊的旅費。
行人僥幸過關，走到通向法租界的萬國橋，可他們沒有通行證，也沒有親友接進法租界，后面又是陰森恐怖的日本兵。進退兩難，只得在橋頭露宿。
他們又冷又餓又渴，還有遠處轟鳴的槍炮聲和日本兵不定時的盤查。沈從文隨身帶了兩個橙子，幾人分吃，根本不濟事。經(jīng)過一夜的煎熬，以為天亮就能聯(lián)系朋友想辦法。然而很快得知，電話線斷了，打不通。大家徹底失望，面面相覷。好在“天不絕無路之人”(朱光潛語)，住在六國飯店的錢端升得到消息，拿了通行證來接。這才暫時化險為夷。
經(jīng)此一難，沈從文與朱光潛的友誼更加篤定深厚。20世紀80年代，朱光潛曾多次撰文為沈從文仗義執(zhí)言。他們晚年時常掛念對方的病情，互相鼓勵一起多活幾年。1986年3月，朱光潛逝世，有兩大心愿未了：一是未見到所翻譯的《新科學》出版，二是未能踐約那年春天去看望老友沈從文和葉圣陶。
劉浪 據(jù)《人民政協(xi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