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年前，溥天之下，風雨蒼黃。在一個夏末的清晨，我被領進湯村的私塾學堂，從那一刻開始，我走進漢字的世界，漢字同時走進了我的生命。那所私塾學堂，于我短暫而難忘。先生用紅筆把《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圈完了，我也背下了，圈完《論語》準備開講《孟子》的當兒，舉家遷到鎮(zhèn)子上，我也轉而進入新式學校。在學校里，老師帶我們念：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游戲。那時我的肚子里，大約積存了兩千漢字，這樣的“來來去去”，令我忍俊不禁。
之后，教語文的聶仲平老師(生前是聞名遐邇的書法家)在班上說：一個人如果學會兩千五百漢字，就能讀書、就能寫信。他說的書，是指《三國》《水滸》之類小說。我去大伯家找書看，大伯把《三國》遞給我，而把《水滸》藏了起來。我的惠姐附耳跟我說：老不看《三國》，少不看《水滸》，懂嗎?看書有禁忌，寫信總不會吧，我就自告奮勇承接下給遠在朝鮮當志愿軍的表舅寫信的任務。不久，萬里之外表舅有回信，表明寫信這事兒，我勉強過關了。
一個中國人，究竟在何種年齡、掌握多少漢字才算過“關”?不知道有沒有嚴肅的研究報告。當我到六安讀初中時，《語文》析為《漢語》與《文學》�！稘h語》講詞性講語法，至于“字”，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受其影響，我也一度對“字”掉以輕心。初二的《文學》課文有一篇《廉頗藺相如略傳》，是白話文，家里有《史記》，難免產生閱讀原文的沖動，這一看，方才清楚自己認得的字，實屬有限。是文字本身，把我阻隔在這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大門之外。1957年升高中，我就利用那個假期來鉆牛角尖。暑假結束，同學們因為更上一層樓而興高采烈，而我的行囊，卻略微沉重些，那里面多了一份包袱：漢字。
這期間有個插曲，對我影響極深——有當代草圣之譽的司徒越(孫劍鳴)先生，原先是我讀高中時那所學校的校長，此時被打成右派，蝸居于大禮堂的化妝室一隅，一個偶爾的機緣，我和他有了接觸，漸漸地無所不談。有一天他用毛筆在紙上寫下一個很大的“靈”字，讓我隨便說點什么。我就說：濛濛細雨從高空落下，巫師在大地上祀禱。先生說：好的，那么中間的三個“口”字呢?我說：是一排棺木吧?巫師愿亡靈安然超度。先生說：再想想。我說：能不能理解為一排窗戶，天窗?先生說：或者呢?我說：要么是管道，接通天地，讓靈魂自由飄浮的管道。先生微笑：都對，不過有沒有了?我一時啞然。幾天后，“籥”字驀然從天而降，我急趨禮堂，有點得意忘形，我交差似的對先生說：那是一支“籥”!祭祀時樂師手中的樂器。先生笑容可掬，撫摸我的頭頂：這就是漢字!一般人以為它是古人留給我們的瑰寶，豈止瑰寶，每一個漢字，都是一粒種子，生長智慧和精神的種子。是啊，一個漢字就是一粒種子。作為一個高中生，我多少擁有一些種子了，為此，高中三年，我私自開墾了一塊自留地，我在那塊鮮為人知的自留地上，播種漢字。
自留地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當時有一首歌：“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不過普天之下藤上的瓜，只能依靠自留地里的瓜菜，方能勉強度日。我的這塊自留地，雖然不結供我果腹的瓜果，卻賜我快樂與自信。從這里出發(fā)，漸漸地，就能夠在《史記》《世說新語》這類典籍中自由穿梭，略無障礙。
退休之后，我一是拜倒在大自然的石榴裙下，二是撲向漢字的寬博懷抱。大自然秀色可餐，漢字則是別有洞天。如何通往漢字的懷抱呢?我想我必須自己鋪設屬于自己的花園小徑。字典、辭典，被我用來作為小徑的基石。字典是此山之石，可以鋪路，辭典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具備了必要的字典、辭典之后，花園小徑便在我的眼前蜿蜒展開，我沿著小徑專心致志于兩件事：一是攻讀《詩經》，二是練毛筆字。
作為中華文化的原典，《詩經》共使用2949個單字。它們是兩千多年來一直使用的漢字的前身，鉆進這部原典，認識它們，了解它們，與之為友，拜之為師，追尋它們的腳步，觀察它們的組合能力與鏈結方式，進而體悟用這2949個古老單字，所創(chuàng)造的《詩三百篇》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在中國人心里的分量。
至于用毛筆練字，我不敢說是書法，因為書法重在心摩手追，重在表情達性，重在風格意象，而我的情趣全在字的本身，在每個漢字的筆畫、部首、偏旁、結體之間徘徊與游蕩，體味漢字之美。只有用毛筆，你才能沿著橫豎點撇捺，走進入漢字的堂奧，打從而通自己與漢字在精神層面上溝通交流的渠道。鉆研《詩經》，從字起步;握管揮毫，以字落腳。
太初有字，于是中華民族的靈魂、歷史的興衰記憶、家國的昌盛希望、個人的酸甜苦辣，便有了寄托，難怪余光中寫聽雨，寫到情不能自禁，靈緒居然伸到漢字上來：只要倉頡的靈感不滅，美麗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當必然長在。——漢字不老。古人說：字在神在。我說：字在，金木水火土在;字在，春花秋月亦在。如有來生，我還要與漢字綢繆一生。
安徽合肥 程耀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