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備受矚目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出爐，生育率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處于較低生育水平。初步匯總的結果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寧吉喆說，低生育將成為我國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那么，年輕人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養(yǎng)得起幾個娃?
在北京打拼8年多的吳一，在雙方父母催促下剛剛生完二胎半年。半年來，一家6口擠在6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中的小摩擦以及經濟上的壓力，讓她身心俱疲。
剛休完產假開始上班，吳一每天中午要趕回家給二寶喂奶，來不及午休就返回公司。“有天在地鐵上看到一位打扮精致的女孩，突然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買過新衣服，也很久不化妝了。”吳一失落地說。
為了方便大寶上學，也為了離單位更近，一家人決定將北五環(huán)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租屋。“讓老公的父母來北京幫忙照顧孩子，省錢也放心。”吳一說，二寶出生后，6口人住在了一起。
吳一打開支付寶賬單，滿滿都是尿不濕、嬰兒衣服、身體乳、爽身粉等等的購買記錄。“現(xiàn)在后悔沒把老大用過的一些東西留下來，又得再花錢。”吳一說，目前老公父母的退休金加上夫妻倆的工資，幾乎全部用于每月家庭的基本開銷。
吳一也想過做全職媽媽，但看一眼賬單就打消了念頭。
前程無憂發(fā)布的《2021職場媽媽生存狀態(tài)調查報告》顯示，職場媽媽的收入已成為支撐家庭的重要來源。45.2%的受訪職場媽媽的個人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一至三成，36.2%的個人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三至五成。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職場媽媽最主要的支出。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之外，凡是有孩子的家庭，其“生活賬本”都是沉重的：
湖南常德的陳曉明今年27歲，有個兩歲的兒子，孩子每月上早教班、日常吃穿用的花銷在5000元左右;在西北縣城工作的一位父親稱，每月給孩子的花費至少1000元左右，而他的月工資只有3000元;在湖南懷化一所鄉(xiāng)村小學做教師的黎女士說，孩子不到3歲，每月至少得花去工資的三分之一。
甘肅省蘭州市37歲的王思誠告訴記者，她和愛人決定不生二胎的原因很簡單——教育成本太高。
“孩子5歲多，報了8個興趣班，包括圍棋、樂高、游泳等等。僅興趣班每年支出就要6萬元左右。”王思誠說，他生在農村，從小沒上過興趣班，也曾想過不給孩子報班。“但別人都在學，我們不學，總擔心孩子被時代拋棄了。”他和愛人達成共識，一個孩子就“壓力山大”，不能再生了。
各種成本的加成，讓年輕人在生育之前要盤算更復雜的經濟賬。南開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說，以前多生一個孩子，不過是“多添一雙筷子”，但今天，那雙筷子變成了“黃金”做的。
誰來幫看娃?
“沒人幫忙帶孩子”是楊玲不敢生二胎的主要原因。她生活在遼寧鞍山，孩子已經7歲。“要二胎，除非全家合力一起面對，否則女性犧牲太大。”她說，身邊有多名女同學生二胎后選擇成為全職媽媽。“都是在事業(yè)上很優(yōu)秀的女性，但沒辦法，孩子沒人照顧。”
生下孩子沒人照看，是很多年輕夫妻共同的焦慮。目前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機構供應明顯不足。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0至3歲嬰幼兒入托率只有5%左右，遠低于一些發(fā)達國家。目前我國家庭的嬰幼兒照顧方式仍舊以父母和雙方長輩照顧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來在某教育機構上班，一開始選擇請保姆看孩子，但最終沒能扛下來。“保姆不斷要求漲工資，一路漲到一月6000元。我反復考慮，辭退了保姆，也辭掉了工作，全職帶孩子。”李楠無奈地說。
與保姆的“糾葛”在不少家庭上演。一位北京的媽媽告訴記者，她家3年換了7個保姆，有的保姆不斷要求漲工資，有的專業(yè)素養(yǎng)不足。天津一位家政業(yè)業(yè)內人士坦言，我國家政服務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給不足，行業(yè)發(fā)展不規(guī)范，百姓滿意度不高。
不少老人也無奈地為第三代犧牲了清閑、獨立的退休生活。天津一家大型駕校教練說，近年來招收的學生中不少是60多歲的爺爺、奶奶。“剛開始我也納悶，年紀這么大了，為什么還要學車?后來一問才知道，為接送孫輩方便。”
孩子長到3歲，在很多大城市，想上個理想的幼兒園往往很不容易。
“我考察了距家開車半小時內的所有幼兒園，發(fā)現(xiàn)私立條件好的太貴，收費低的品質又不行。”在廣州生活的陳蕾說，為了讓孩子進入一所熱門的公立幼兒園，她想盡了辦法，經歷一番“15選1”的殘酷競爭，才得以成功。此后，她再也不敢考慮生第二個孩子了。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一歲多，但已經開始想著學區(qū)問題。她和丈夫想辦法貸款、湊錢，在西城區(qū)買下了一套學區(qū)房。“買這套房子感覺‘要了我的老命’，怎么還敢生二胎?”
在原新看來，不僅是城市，目前我國農村也進入了低生育意愿的時代。
湖南邵陽農村的劉瑞，生孩子前辭掉城里打工的工作回老家。“全家就只能靠我愛人務工掙錢，懷孕、撫養(yǎng)孩子的過程中，感覺經濟壓力很大。”
“農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斷降低有多重原因。”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黃文政說，一方面，大量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城市工作，面臨更大生活壓力;另一方面，傳統(tǒng)的生育文化已經改變，傳宗接代、養(yǎng)兒防老等觀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還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聯(lián)網公司工作的王影，35歲時成了新手媽媽。她之所以選擇晚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工作。“老公工作調動頻繁，我身邊提前生娃或者有二胎的女性晉升受影響嚴重，所以我們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兩年前，考慮到身體原因，王影才下定決心要孩子。即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強人，但生育后重返職場，王影的感受明顯不同。“年輕同事們沖勁十足，而我三天兩頭孩子生病、老公出差，精力真的沒法完全放在工作上。”王影說，為了工作，不敢考慮二胎。
蘭州大學第一醫(yī)院生殖醫(yī)學中心主治醫(yī)師楊婷說：“生育二孩，女性還會考慮帶來的健康風險。尤其是隨著年齡增長，生育可能帶來加速衰老、高血壓、育后血栓等并發(fā)疾病風險增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已不再僅局限于經濟因素，還包括時間成本、社會成本。黃文政認為，隨著受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不斷下降，生育時間不斷推遲。
29歲的于欣欣去年剛結婚，雖然雙方父母催促，但是她已經下定決心不要孩子。“我的工作處于上升期，一生孩子這些年的努力就‘一夜回到解放前’。而且現(xiàn)在的工作節(jié)奏也不允許要孩子，頻繁出差、加班，連小狗都不敢養(yǎng)。”她說最困難的就是還未和老公達成共識。
距離生育友好型社會還有多遠?
我國“十四五”規(guī)劃綱要提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動生育政策與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減輕家庭生育、養(yǎng)育、教育負擔，釋放生育政策潛力。”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有關調查，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數(shù)為1.8，只要做好相應的支持措施，實際存在的生育潛力就能發(fā)揮出來。”寧吉喆說。
“現(xiàn)階段最重要的是，構筑一個生育安全和生育關懷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原新表示，應建立與現(xiàn)行政策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在優(yōu)化生育政策和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過程中，對與新生育政策相違背的內容進行修訂。
蘭州大學縣域經濟發(fā)展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毛錦凰認為，國家應盡快完善幼兒階段和學前階段教育制度，將學前教育納入國家義務教育，切實減輕家庭育兒負擔。同時，逐步完善二孩生育補貼政策，從生育補貼、撫養(yǎng)補貼、生育女性醫(yī)療補貼、延長法定生育假期、收入補貼等方面統(tǒng)籌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術服務和宣傳教育，也應該不斷加強，包括青春期教育、婚檢、孕檢等。此外，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該得到正確應用，讓因各種原因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擁有孩子，同時對非法代孕等行為嚴厲打擊。”原新說。
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我國生育的人文環(huán)境、輿論環(huán)境也在隨之變化。原新認為，當下，這些環(huán)境應該被積極重塑，讓整個社會盡快形成生育友好型社會。(文中受訪夫婦均為化名)
據(jù)新華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