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成都市民劉先生就遭遇一件糟心事。近日,他在一個打車軟件上叫了一輛出租車,從成都龍泉驛區(qū)到高新區(qū),抵達目的地后,不慎將裝有筆記本電腦的背包遺落在車上。之后,他多次聯(lián)系打車平臺和出租車司機,希望盡快歸還遺落物品,但卻被司機索要800元“送還費”。(1月9日《華西都市報》)
有人說,拾金不昧是傳統(tǒng)美德,的哥不應該索要“送還費”。也有人則認為,歸還失物,耽誤了時間和運營,付出了一定成本,理應得到合理補償。
無償歸還拾物,符合我們拾金不昧的道德標準及文化精神。但筆者以為,當下“拾物索酬”與拾金不昧并不矛盾。事實上,在“懸賞尋物”被越來越多人所接受的前提下,有償歸還失物,不僅縮短了歸還時間,為社會和失主節(jié)約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激勵了抬金不昧的善舉。
然而,從的哥索要高額“送還費”可以看出,“拾物”無規(guī)范,“索酬”才失范;诖,一些地方從法律層面規(guī)定,失主應給予拾金不昧者“獎勵”。比如,《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guī)定》提出,對無主的拾獲財物,在拍賣后將拍賣款的10%獎勵給拾遺者;對有主失物,失主領回時,可自愿按遺失物價值10%的金額獎勵拾金不昧者。又如,滴滴出行出臺《網(wǎng)約車物品遺失管理辦法(試行)》規(guī)定,乘客遺失物品后無法自行領取,應與司機協(xié)商送還方式、時間以及送還物品的合理費用。
可見,只有規(guī)范“拾物索酬”,方能止息“送還費”糾紛。每個拾金不昧的善舉,都顯得彌足珍貴,都應該得到失主的感恩,更應該得到社會和制度的大力褒揚。因此,無論是廣州建立拾金不昧獎勵機制,還是滴滴出行平臺規(guī)范“拾物合理索酬”,均讓拾金不昧者得到實質(zhì)獎勵,其示范意義不可小視。只有用獎善機制化解“拾物索酬”之爭,只要我們每個人都具有契約精神,都能夠遵守社會道德和國家法律,都能夠按照章程和規(guī)則辦事,社會就會少了許多矛盾和紛爭,就會變得更加文明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