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整理報告11部(2011~2021年)，公布各類珍稀文獻56種(篇)
2018年，黃德寬陪同清華大學校長邱勇(右)參觀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十周年成就展
2021年12月16日，《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拾壹)》成果發(fā)布會在清華大學舉行。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四位青年教師馬楠、賈連翔、程浩、石小力對簡文內容進行了解讀。會議尾聲時，中心主任黃德寬教授介紹了《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拾壹)》的研究整理情況。
2008年，在李學勤先生的主持下，數量為目前所發(fā)現的古籍文獻類最多的一批戰(zhàn)國竹簡入藏清華大學，這就是“清華簡”。雖然竹簡的整理編連、字詞的考釋理解、文獻內容的解讀面臨很多困難，但在李學勤先生的帶領下，從2010年開始，中心每年出一輯整理研究報告，此舉，被學界譽為出土文獻整理研究的“清華速度”。
2019年2月，學界泰斗86歲高齡的李學勤先生辭世，執(zhí)掌中心的重任落在了黃德寬的肩上。
走上古文字研究的學術道路
2018年10月，“紀念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二屆年會”在長春召開，黃德寬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文字學會會長的身份出席會議并致辭。
時光倒流到40多年前，1978年11月，以吉林大學于省吾教授為召集人，在長春南湖賓館召開了全國性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會上決定成立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是改革開放后全國成立的第一個民間學術團體。為了培養(yǎng)高校師資和研究骨干，改變古文字學后繼無人的狀況，教育部于1982年委托吉林大學于省吾先生舉辦古文字研修班。因為導師眼睛不好，入學才一年的黃德寬被南大推薦去吉大參加了古文字研修班。
古文字研修班的十來個學員中，大多來自考古學界。“過去在南大，老師們也講文字，但更多的還是講傳統(tǒng)文字學和現代語言學的知識，研修班開的課主要是從考古和古文字角度，當時除了于老指導以外，我后來的博士導師姚孝遂先生講甲骨文和《說文》，陳世輝先生講青銅器和金文，林沄先生講古文字考釋的理論和方法，青年教師何琳儀講戰(zhàn)國文字研究。”一年的學習中，除了課堂上課，還有考古工地的教學實踐。先生們的課程介紹了古文字學研究的前沿成果，為黃德寬打開了新視野，他感到“收獲蠻大”。
中文系出身的黃德寬在南京大學受到很好的學術訓練，打下了扎實的基礎。而在南大的現代語言學學習，在吉大學習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學知識，讓他有了跨學科的感悟，奠定了后來學術發(fā)展的基礎。“與學中文的相比，我多了考古、歷史和古文字這方面的知識;與純搞古文字和歷史研究的相比，又多了傳統(tǒng)小學和現代語言學的訓練。”
因李學勤先生與清華結緣
2018年1月，黃德寬出任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主任。從合肥到北京，從安大到清華，對于很多不了解內情的人來說，這一變化多少讓人感到訝異。實際上，他和李學勤先生的淵源可回溯到上世紀80年代。李學勤早在上世紀50年代即已成名，認識他之前，黃德寬讀過他的《戰(zhàn)國題銘概述》等不少關于古文字的研究文章。80年代，李學勤經常去吉大參加學術活動，有時候于省吾和金景芳先生的研究生答辯，也會請他主持。
“有一次我與同學拜訪于老，于老評價了許多研究古文字學者的得失。對當時的中青年學者，他就提到了兩個人，一個是裘錫圭先生，一個是李學勤先生，對他們都有比較高的評價，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那時作為學生的黃德寬和李學勤先生并無多少接觸。后來，他回到安大工作，在一些國內國際的學術會議上和李學勤時有交集，但沒有深入交流。再后來，黃德寬先后擔任安大的副校長、校長。這期間，他曾邀請李學勤去安大進行學術指導。
李學勤不僅關心安徽學術，對黃德寬更是多有扶持，早年還是他的博士論文主審人之一。后來，李學勤到清華組建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持清華簡的整理研究工作，每一輯成果發(fā)布會，都邀請黃德寬參加。2012年，教育部、財政部聯(lián)合啟動實施“高等學校創(chuàng)新能力提升計劃”(簡稱“2011計劃”)。根據“2011計劃”，由清華大學李學勤、復旦大學裘錫圭兩位先生牽頭，聯(lián)合全國11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匯聚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領域的主要力量，在清華大學組建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安徽大學成為協(xié)同單位之一，黃德寬本人也深度參與了清華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的工作。
大概正是這林林總總，黃德寬因李學勤先生得以與清華大學結緣。
古文字工程推動“冷門絕學”的發(fā)展
2020年11月16日，中宣部、教育部、國家語委、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國家文物局、中國社科院、河南省人民政府聯(lián)合印發(fā)《“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fā)展工程”總體規(guī)劃》，啟動實施古文字工程。受教育部委托，清華大學擔任古文字工程的牽頭單位，并在清華設立古文字工程專家委員會秘書處，黃德寬出任專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和首席專家。
“這項工程的緣起和李先生關系密切。”2012年，由李學勤和裘錫圭領銜組建的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經過幾年的建設，第一期驗收很順利。“協(xié)同中心建立了一種合作機制，大家聯(lián)合攻關，優(yōu)勢互補，解決了一些學術上的疑難問題，推進了古文字學與出土文獻人才的培養(yǎng)，取得了一批有影響的成果。即便后來‘2011計劃’被整合進以各高校為基礎的‘雙一流’建設方案，但中心成員單位仍然希望能保留此前的運行機制，都期待尋找一個新的合作平臺和機會。”
來清華工作了兩年，黃德寬逐漸熟悉了情況，且正好趕上2019年甲骨文發(fā)現120周年。國家語委等部門組織召開了紀念甲骨文發(fā)現與研究120周年座談會，習近平總書記為座談會發(fā)來賀信。“總書記在賀信里對甲骨文的研究提出了具體要求，為了落實賀信和座談會精神，古文字學界得有所行動，后來我們就考慮提出了實施‘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fā)展工程’的建議。”而這，又正好可以與此前清華牽頭的“2011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的工作銜接起來。
2020年，高校“強基計劃”將“古文字學”納入本科招生，從而徹底改變了古文字學教育主要面向培養(yǎng)研究生的局面。
古文字學“迎來了最好的時代”
回首40余年來古文字學的發(fā)展歷程，黃德寬慶幸這一學科的發(fā)展流脈并未因“文革”中斷，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中山王器相繼被發(fā)現，古文字和出土文獻領域也為此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大學教育整個停滯，真正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也就是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以及社科院等為數不多的單位。
除了學科的客觀屬性，在黃德寬看來，社會大環(huán)境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在好多個場合，他都感嘆古文字學“迎來了最好的時代”。“現在這么好的社會環(huán)境，物質條件和技術手段都比過去好多了。過去，古文字信息化是個短板，但這些年隨著一些信息化技術在古文字研究領域的應用，給整理和研究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在信息化發(fā)展的背景下，書寫越來越少，提筆忘字成為常見現象，他常常被問及漢字的發(fā)展和傳承問題。每每這樣的時候，黃德寬都會堅定地告訴對方：漢字不會出現危機。文字作為一種符號系統(tǒng)，是人類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產生發(fā)展出來的，其本身就是文明進步的成果。
隨著中華民族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提升，黃德寬認為，漢字不會出現“五四”時期那樣差點被廢除的危險，但漢字教育卻需要不斷改進教學方法。這幾年，身為中國文字學會會長的他在很多場合提出：我們有責任推進基礎教育階段的漢字教學改革，為使古文字傳承后繼有人，要從基礎教育做起，重視漢字文化的普及，將古文字研究成果轉換成基礎教育資源，讓孩子們學文字變得容易、有趣，而不要跑偏了方向。
說到這幾年來清華的工作，他感到自己與清華務實創(chuàng)新的學風和良好文化環(huán)境的契合，他希望在這個平臺上，以李學勤先生為榜樣，不僅要努力把個人的學問做好，還要盡到一位學者應盡的社會責任。
記者 陳菁霞
